我所认识的盖茨

张亚勤和夫人参加盖茨退休聚会

技术天才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 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 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 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 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 个小时延迟了40 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 （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互相欣赏，但性格却各不相同，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 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 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飞色 舞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听到这些，盖茨犹豫了，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 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 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马上任了。

盖茨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 年11 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盖茨告诉我，“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 年1 月，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业务。

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欣然答应了。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收获，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聘用那人）。

盖茨总是这样，对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

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对中国十分好奇，问了一些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访问，因为我们安排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我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几年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明？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相信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受我给他“洗脑”。比如“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传达中国十七大的精神。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比赛。2007年我陪同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 中国的全体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 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 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时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 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 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商业的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 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 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张亚勤，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核心智囊团成员

财富的品格

特约撰稿 薛涌 发自美国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继承了卡内基一代的精神，又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

盖茨和巴菲特的目标，是掀起一场捐善革命。根据最近的数字，美国的捐善款项，在2007年达到314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纪录，是当年美国GDP的2.3%。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仍然超过了3076亿美元，为当年GDP的2.2%。

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考察。过去50年（截至 2008年），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超过人均GDP的增长。统计显示，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 动，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还远达 不到捐款的数量，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2002年的水平）。

不过，联邦的数据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 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的人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免税并 非捐款的动机。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来计算，穷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产阶级捐出了2.5%的收入， 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见，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

这样的财富文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 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对财富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栗。于是，把钱 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

同时，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以共和主义作为 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 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于是，在家庭之外、在没 有国家权力强制的情况下对社区作贡献，就成了共和主义所推崇的“公民品格”。

今天到德国的奥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见500年前银行家Jakob Fugger为穷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仅被精心维护，而且租金500年不变，即月租0.88欧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兰等地 的城市看看，孤儿院、医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了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遗迹充满了皇宫、皇陵、万里长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 其背后不是国家财富，就是家庭财富，社会性甚为薄弱。

美国基金会的运作

不过，跟盖茨和巴菲特们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学者更精确地界定为1880-1912年间）美国的慈善传统。

在这期间，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金融、铁路、钢铁、石油乃至后来的汽车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这一 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分布也极为不均。在20世纪开始时，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

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在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 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

即使是那些在这一过程中暴富的人，也在挣扎着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 么多财富、这些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家们指出，正是这一代人，把石油变成了新能源，用铁路把整个美国联为一体，并发展出大规模的钢铁冶炼技术和组织， 创立了现代金融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建筑在这些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革命，恰恰就是洛克菲勒、摩根等一批个人发动的。你很难否认他们的天才。从这 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财富是应得的。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时代照样 还会造就出一批类似的巨人，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在于占据了最佳的历史关头，是时势造英雄。他们如果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都看作 是自己一人之功，并当仁不让地归于自己的名下，社会当然有权利对之进行挑战了。

卡内基也许是这代富人中最为典型的一位。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世界首富，也不仅仅因为他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全捐干净，更在于他所总结的一整套财富哲学。

第一，他认为他的所有财富都是自己从当童工起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没有任何亏心之处，政府也没有理由打他的注意。他所信奉的，是后人所说的“卡内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巨变中，只有他这样的人能够把握住机 会。他的胜出是必然的。与其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谴责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不如多想想如何使用这些财富。

第二，正因为他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 学，他认为大家的起跑点越接近越好：没有人应该富裕地死去。这样死的人，没有人会为之唱歌。富人应该在生前把财富捐干净，为那些没有条件的人提供成功的条 件。在他的捐助中，大学和图书馆是最为优先的项目，中间的是大会堂、音乐厅等等，教堂则列在最后，甚至还不如游泳池重要。